很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学生，在西部校园的那个阶梯教室里，用尽心思写下的第一篇儿童小说，正是一个关于老师的故事。它得了奖，从此我就再也没有离开儿童文学，每一天都兴致勃勃地写作、阅读，准备把它当成一生的事情。

　　儿童文学真是一种很特别的文学，你只要准备了写作它，你就会很容易变得温柔了，想象着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你就老指望自己去想出一个很美妙的故事，在一生里不见得会遇上的，可是任何人阅读了，都会吃惊地发现，是自己想念过的、盼望过的，可是怎么竟然阅读到了以后，才发现自己想念过、盼望过呢！

　　从这个意思上说，儿童文学都是童话。是作家们在写着渴望，写着很久很久以后才可能出现的事情。就像《特别女生萨哈拉》这个美国故事，也应该是属于渴望，是很久很久以后才可能出现的事情。不是女生萨哈拉的故事我们见不着，而是老师波迪让我们觉得该去哪儿寻找呢？我们恐怕不容易找到！

　　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孩子在说自己的故事，说了没多久，一个叫波迪的老师出现了，于是这个女孩子的故事渐渐地改变了，女孩子后来的感觉、心情、每天的日子、暗暗的愿望……全部都被照耀，成为明亮和快乐。同样的一个女孩，在故事的首尾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她不再是那个叫富兰克林·奥哈拉的诗里的“躲在草场角落里的孩子”，她有了合适的脚码，那么她就穿上水晶鞋了！

　　这个故事的作者叫科德尔，当过教师和图书馆员，她写的是学校的一些平平常常的情形和场面，比如波迪老师让大家写日记。这是多少给孩子写的书里都有过的寻常事！可是你知道吗？在写日记这个秘密的行程里，天真会有多少种绽放？那是童年在干干净净地对世界说话，童年既然没有在这秘密的行程入口写上P，画上斜线，那么波迪就在日记本上和他们进行有着庄重意味的接头和联络了。他们在那头，你在这头。他们在童年的里头，你在童年的外头。童年不需要邮票，可是你的最合适的热情、最合适的语言是通往童年的邮票。他们小心翼翼，你需要最合适的热情；他们趾高气扬，你需要最合适的语言。波迪的头号难题德里也在另一端。当他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他的，气急败坏地朝着你喊：“我是个孤儿”的时候，你如果还是时时刻刻有着最合适的热情、最合适的语言，那么你在童年面前就是最合适的人了！

　　故事结束的时候，难题德里虽然不再无理和疯狂，可是德里的路途还有些模糊地向着远处伸去。不过波迪的智慧和教养让我们看见了栽种的绿阴，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绿阴已经在它的上方！小路只要哪一天抬头看见绿阴，就总会想起把绿阴栽下的人。

　　波迪也讲故事。最普通的伊索，最迷离的那个踩着露珠去学校的很老的老师……那个男孩，那一只鸟，那个苹果，那个女孩。所有的故事都让那些学生们跟涌了进去，所有的故事也都是波迪在重新告诉我们一次“意味深长”这个词的意思；“理解”这个词的意思；“阅读”这个词的意思；“启发”这个词的意思；“讲台”这个词的意思；“老师”这个词的意思；“无穷无尽”这个词的意思……这个故事的文学高度，是不用丈量就可以分明看得出的！

　　有一个书评里这样写道：“这本书写的不是什么奇人奇事，但是它本身却很神奇。”这是很准确的赞赏。

　　很多年前，我写下了那个老师的故事，就再没有离开这温柔和美妙的儿童文学，直到今天渐渐地就著名了起来。可是每当我阅读完一本这样的杰作，仰起头看它的高度，我就很愉快地又知道了自己的写作还是在怎样的一个低处！知道自己不在一个高处，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呢！

　　我们的很多写这一类的故事的版本也远不是在这样的高处！

　　还有我们的许多许多当着老师的人们！

　　这本书是推荐给中国的孩子们的，希望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要在童年的时候因为任何的原因而“躲在草场的角落”，大声地喊：“我是个孤儿！”

　　它更是推荐给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中国的小学和中学老师们的！

　　我们都愉快地读一读。

　　我们就都愉快地看见了高处，我们可以往那儿走去！

　　往高处走去多好。

　　书页上的最后一句话是：于是，这成了“额外的奖赏”。

　　让躲在草场角落里的孩子站到绿阴下来，这也就成了我们阅读的“额外的奖赏”。(作者梅子涵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中国教育报》2005年8月25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