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指在所有不同方面有差异的和谐
　　情感教育就是要培养“情感文明”
　　我们应该坚守教育具有道德性这种信念



　　在2004年11月12日，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江阴华士实验学校承办的“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学校教育改革”的国际研讨会上，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乌克兰教科院院士苏霍姆林斯卡娅与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蔓教授围绕着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实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将对话整理于此。

　　朱小蔓：今天非常高兴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国际研讨会上和卡娅这么近地坐在一起，来探讨一些我们共同关心的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话题。

　　我非常钦佩卡娅您作为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传人，这么多年来一直为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坚持不懈地工作。我想，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同时也应该是面向未来的。

　　卡娅：是的。我是学教育史出身的，我是希望从世界的角度、比较的角度，而不只是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谈苏霍姆林斯基。因为，世界上不同的教育家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人类教育的共同问题，苏霍姆林斯基应该是世界教育家群体中的一位。所以，我一直认为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不应该仅仅影响我们乌克兰自己，也应该影响世界。为此，我需要做的工作很多。目前首要工作是整理并出版以前还没有来得及出版的苏霍姆林斯基一些成型的著作，以及已出版作品的修订和再版。第二项工作是以列表的方式对世界各国翻译、出版苏霍姆林斯基著作和研究苏霍姆林斯基思想的状况进行整理。现在乌克兰已经出版了3本有关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研究状况的目录册。第三项工作就是整理关于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研究的一些著作。最后一项工作是支持并咨询运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进行工作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我做这些工作是为了年轻一代能够更容易地进入苏霍姆林斯基思想的研究领域。

　　朱小蔓：这些工作对世界了解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我依然想问，在您坚持带头推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研究时，您是如何来认定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整个体系的核心的呢？我们可不可以说，全面地、和谐地发展个性就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精髓？

　　卡娅：可以这样认定。苏霍姆林斯基把孩子作为一个中心去研究，着重探寻如何使孩子全面、和谐地发展个性。而且“全面”与“和谐”这两个词应当是同等意义的。“全面”是指人的个性发展所需要的各个方面，而“和谐”是指各个方面的一种融合。当然，这里所讲的全面并不是说体育的、德育的、智育的每一个方面的单项总和，因为，各个方面原本就是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着的。

　　朱小蔓：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说要全面发展学生的所有方面，或者说要全面发展学生某个方面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关键是要促进学生在各个方面发展中的和谐与均衡。比如，我们不可能让学生在德、智、体等各个方面都同质、均等地全面发展，也不可能让学生全面发展德、智或体某个方面所具有的全部要素。可以这样理解吗？

　　卡娅：当然。实际上，学生是不可能在德育上全面发展，在体育上也全面发展，在智育上也全面发展，在所有方面都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全面发展教育关注的是学生在所有不同方面的一种有差异的和谐。因为，个性发展所需要的各个方面都不是互相割裂的，而是相互渗透和联系着的。

　　朱小蔓：和谐是美的标志，也才是全面发展的真正意义。我注意到，苏霍姆林斯基经常从美学的角度，从美的意义上来谈人的道德、人的全面发展。我理解，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里，要和谐地、全面地发展的，不只是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只是人的各种能力，而是指向人的完满个性。因为，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一个学生一方面要掌握各门学科的基础性知识，还要在某一门学科上有突出的兴趣和特长以凸显其才能、尊严、自信和今后持续发展的动力，从而以个性的色彩加入到所在的集体中。

　　卡娅：苏霍姆林斯基强调的就是要在集体中和谐、全面地发展个性。只不过这个集体是有着一个共同追求目标和兴趣的集体，在共同的兴趣下，可以促使个体兴趣的增长。

　　朱小蔓：您所做的这个阐释很有意义。有关集体和个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不太好理解。究竟苏霍姆林斯基是如何来认识和把握集体与个性之间的关系的？究竟集体对个性成长能不能产生作用？有什么样的作用？是如何产生作用的？有关这些问题，我们过去深入的研究不够。如果把他所说的集体理解为高于个体的存在，将他所说的集体主义理解为整体主义，那就很容易导致个性在集体中消解，集体也会丧失掉对个体成长的丰富意义。就我观察，我们对苏霍姆林斯基的集体与个性的关系既没搞清楚，也没搞透彻，甚至还存在误解。

　　卡娅：国家的文化不同、思想产生与阅读的历史环境不同，存在一些误解是必然的。所以，我们之间应该有更多的交流才好。其实，我倒非常想听听您对集体和个性的看法。

　　朱小蔓：我想，集体是由丰富的个性组成的，每个人的才能和天赋组成了集体，因而集体不是由一个单一的价值观体系构成的。但集体中又必然会存在最有价值的权威，或者说存在着一种核心的价值观。这种权威价值观是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是经历过时间的磨砺而沉淀下来的思想。每个个体都能分享集体的权威价值观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给予认同。个体决不是一堆马铃薯，如果他们所生存的集体缺少被共认的价值观的话，集体就变成了没有灵魂的乌合之众。集体应该，也必须用最重要的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来影响个体个性的成长。这样，集体就变成了对个体有着精神作用的组织了。反过来说，集体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灵魂，它也就不可能成为个性发展的土壤。我始终认为，个性的发展就是个体不断分有个体之外的社会性财富的过程，而“个体之外的社会性财富”来源于集体的思想灵魂。学校教育应该重视让学生在集体的共同体中去分享这种个体之外的财富，个人也以自己独特的精神财富来补充、丰富集体，以满足不同个体个性成长的需求。

　　卡娅：我非常赞同您的看法，尤其欣赏您提出“个性的发展就是个体不断分有个体之外的社会性财富的过程”这一观点。我觉得，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强调个性发展需要集体的本质。这样来理解个性与集体的话，个性就不是屈从于集体，而是屈从于集体中核心的威信。

　　朱小蔓：所以，越是由不同的多样个性组成的集体，集体所提供给每个个体的“个体之外的社会性财富”就越多，集体所蕴含的影响个体成长的力量就越大，集体所能生发出的有利于个体个性发展的资源就越丰富。所以，我理解的集体不是结构均质的同一体，也不是个体需要去服从或对抗的外在物，而是个体在其中受到精神文化滋养的共同体。

　　卡娅：您讲得很有意义。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想说，您这样来理解集体和个体个性之间的关系，就意味着是对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一种具体化的解读，这是对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一种丰富。

　　朱小蔓：谢谢。因为我们喜爱苏霍姆林斯基，希望他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土地上能得到传承和持续的生长，所以，总是希望能更准确和深入地，甚至是发展性地理解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下面，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体系中，情感教育的实践和情感教育思想占有了很大的份量，这是我尤其感兴趣与关注的内容。我想请教卡娅，苏霍姆林斯基的情感教育是不是与现在我们中国对情感教育的理解基本相同，即把孩子情感品质的发展作为情感教育的目标来处理？而且，这些年来我们所做的情感教育，主张不仅仅把情感当成手段去提高教学、教育的效能，而且更重视把情感品质的培养作为教育的目标。

　　卡娅：我的理解，单单从手段或过程来研究情感教育是很少能够研究透的，因为情感教育的实施还取决于我们教育者确定了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尤其是德育的目标，还取决于教师如何理解情感教育的任务等等。也就是说，这种教育的实现既要有一定的手段，也要有保障它实施的目的；而且往往情感教育的手段和目的是相互交叉和转化的，有时很难将两者在教育过程中清楚地分开，尤其是与道德目的。

　　朱小蔓：确实，在情感教育的一定过程中，情感教育就和道德教育合为一件事情了。如果进一步问，苏霍姆林斯基思想中提到的情感教育是不是主要是和道德教育相联系，还是说在智力教育中也有情感教育。照我的理解来看，智力活动中有情感的教育，体力劳动中也有情感的教育。因为情感教育的主旨就是发展孩子的情感，所以，不受时空的限制，也不应当限于某一种学科的教育环境。

　　卡娅：我想用“情感文明”这个词来表达情感教育的宗旨。因为，情感教育就是让孩子去体验诸如交往、信念、尊敬、同情、悲哀、快乐、爱和互助等情绪、情感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将人的情绪、情感汇合在一起便会促成学生产生一种情感的美丽，也就是形成一种“情感文明”。如果情感教育让孩子们形成情感文明的话，就等于让他们有了多样生活的体验，从而具有了自我独立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哪怕在单独的环境里，也能作出关于道德方面的正确抉择。

　　朱小蔓：您使用“情感文明”这个概念很有价值，我觉得它的概括力很高。它使情感跨出了心理学、社会学的域限，而进入了人类学的视野。毕竟，一切人类文明最终都要以情绪来表征并被情感所体验。“情感文明”这个概念从一种高度捕捉和把握住了情感对于人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并提高了情感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卡娅：谢谢。这也只是一种对情感教育目的或结果的表达方式。

　　朱小蔓：当然，您所使用的“情感文明”，我们所使用的情感品质，其实都在于共同地关注人的一些重要的、基础性的社会性情感。比如关爱、同情、善良、责任感、认真心等等，并且都意识到了它们对人的德行品格的作用。当前，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中国，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当初我们都是在比较单一的价值体系下进行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而现在面对着社会竞争的激烈、利益分配的差距，教育的环境已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要形成您所说的那种“情感文明”，或我们所强调的情感品质，是对我们进行情感教育的严峻挑战。如何来应对这样的挑战？我想，今天的情感教育已经不能再用传统的方式进行了，必须将情感教育的过程回到孩子的生活中、学习活动中，不仅要关心他们学到了什么知识，更要关心他们在学习中感受到了什么，体验到了什么，而且还要关心他们与老师、与同伴、与家长之间的情感交流关系，这些才是情感发育、生长的重要土壤。孩子是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与自信，还是感受到了烦闷、自卑和压抑？孩子是感受到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亲密，还是冷漠？孩子情感体验质量的好坏关系到他们的情感与精神发育的状况。当孩子处于没有人道主义关系、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下，是无从谈情感教育的。所以，我主张今天的情感教育要关注孩子的日常生活，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质量。

　　卡娅：是的，获取的知识通过主体自身情绪、情感的个性化后，就比死记硬背要好得多。教师必须要具有关于人的知识，使孩子们获得学习，包括道德学习的兴趣。再漂亮的房子和校舍，如果没有孩子发自内心的、有情感意义的笑声，学校就没有生命力。

　　朱小蔓：情感教育的意义也在于使学生能更多地在正向的情感体验状态中学习。当然，这要求教师要有教育才干，但更要求教师有道德层面的素养，包括人道主义的情感，朴素的对孩子的爱，给予孩子自尊、自信、充满安全感的情感体验环境。

　　卡娅：是的。而且我认为，学生获得的正向情感体验必然包含着道德的成分，从这点来讲，情感教育与道德教育是不能分开的。

　　朱小蔓：我同意您的观点。甚至可以说，各种教育过程中都存在道德价值问题，有一些道德价值甚至是永恒的价值，它们不因时代和教育的环境变迁而改变。

　　卡娅：我也非常赞同。例如苏霍姆林斯基就非常重视非正常生命的孩子们的健康问题。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治疗教育学”。治疗教育学是教身体非正常的儿童如何与正常的孩子交往。我认为治疗教育学应该被认为是苏霍姆林斯基首创的，其中包含主张要形成孩子健康的交往，这就是一种永恒的道德价值。还有比如说爱国主义也是什么时候都不过时的道德价值。爱国主义教育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里有很重的笔墨，比如蓝天下的学校、大自然的课堂，还有我翻译的那本《做人的故事》，如今在乌克兰的教育，尤其是学前教育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具体地反映在了学校的教材里。

　　朱小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里，非常明确的就是，道德要以最基本的人道主义为基础，而且从基本的做人开始，比如善良、同情等。同样，可不可以这样认为，不管今后世界变成什么样的多元开放状态，但是基于人道主义基础的基本的道德素养仍是人类共同的；社会再怎么样变化，这种教育都应当坚定地坚持下去，而且坚持从早期做起。

　　卡娅：我想，可以这样说。实际上，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是他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他逐渐总结出在整个教育中最重要的是道德价值观的教育。这一时期他的许多著作都集中谈到了人的教养问题。尤其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苏霍姆林斯基更是特别关注学生的道德行为，关注道德教育。的确，人本身是最宝贵的价值，人的生命也是最重要的价值，而对一个人来说，道德价值又是最基本的价值。

　　朱小蔓：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人所持有的价值体系中最为核心、最基本、最重要的是道德价值。所以他把道德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凸显出来，并将道德教育渗透在各种教学和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这应该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一个特色。

　　既然教育中道德价值是这样重要，教育的道德性是这样凸显，那么在一个竞争的社会，在一个知识型的社会，在一个培养孩子的知识思维、创造能力都同等重要的今天，怎样协调这其中的关系，怎样使道德价值观教育在知识的教育和传递中得到保障，这的确是一个难题。

　　卡娅：应当说这个问题还非常复杂。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说出该怎样做，但实际上实践中常常会出现矛盾。尽管我们的社会在转型之中，尽管我们彻底地否定了原来的社会制度，尽管我们进行了市场改革，但我们不能否认，道德价值的重要性依然还是存在的，依然还有它的地位。比如说，爱母亲、爱孩子，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这个东西仍然是人最基本的东西。

　　朱小蔓：是的。永恒的东西是价值观中最基础的，它是可能超越时空、超越阶级的，是人类共同性的东西；它们最接近生命的本能，也最接近自然。甚至可以说，越是基础的，越是永恒的；越是永恒的，越是自然的。而孩子就是自然的，他表现着生命的本能，其所接受的东西就更牢固。要使人形成具有永恒性的价值观，就要越早进行教育越好。

　　卡娅：而且，我认为在孩子越小的年龄时，越多地把社会的现实情况教给他们，越有助于使其形成永恒的价值观。也就是，把社会的真实情况在越早的年龄，从越多的方面告诉孩子，对孩子形成永恒价值观是有益的。

　　朱小蔓：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这其实就是面对现实的态度，一种不回避的态度。因为生活就是这样。俄罗斯教科院院长尼康德罗夫有一个观点，认为许多东西是这样只因为生活就是这样。中国正面临着后发型现代化的困难，然而，这就是生活本身。这个生活是一个整体。因而，学校教育要把社会的真实情况越早地、越多方面地用合适的方式告诉孩子，从而使教育贴近生活，促进学生在生活中真实的成长。

　　卡娅：对。因为社会是依靠人的成长来发展的，依靠人的能力的丰富和人对社会的贡献来发展的。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学校从7——10年级开了一门新的课程——《公民教育》。它融合了爱国主义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课程的现实意义之一就是让学生理解国家发展的现实，如总统的选举，让学生理解这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力，而不是捍卫政府的权力。

　　朱小蔓：您所讲到的公民教育包括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这与我们为初中学生开设的《品德与社会》课程在内涵上有一致性的地方。这也正好说明了永恒的价值观是不分国界的。

　　卡娅：是的，在《公民教育》课程中，我们给孩子讲他每天生活当中应有的权力，告诉他应当怎么样行使和捍卫自己的权力。比如说碰到他去买东西，人家找钱找得不对，他应该怎么办。比如说人们对他的某些申请置之不理时，又应该怎么办。

　　朱小蔓：就是说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在今天的乌克兰已经面向了开放的社会，也已经在面对着一个经济、法制社会的检阅啦？

　　卡娅：可以这样说。1969年苏霍姆林斯基写完了《公民的诞生》这部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他分析了临近14岁年龄孩子的生理、心理发展，已经涉及到从公民教育角度去分析内心充满矛盾和心理冲突的这样一个年龄的特征。尽管时代变迁到现在，苏霍姆林斯基所用的具体例子可能不适用，但是苏霍姆林斯基那种公民教育思想的实质和内涵应当说现在仍然对人们有相当大的启发。

　　朱小蔓：其实，对于中国学习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来说，更不能仅仅只是作理论研究，而必须与中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进行实践的发展性研究。更进一步说，就是要通过中国教师自己的活动来对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进行扩展和补充。

　　说到这儿，我很想问您，这样一种坚守教育自身道德性的信念，对乌克兰今天的一批批年轻教师还有效吗？你们今天是不是还用这样的思想去教育教师？在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存在矛盾冲突的时代，你们又用什么方式来评价教师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作为理性的人，或者我们作为葆有信仰的人，觉得就是应该这样来做教育，就是应该坚守教育具有道德性这种信念。但是现实中我们会碰到很多困难。学校要追求升学率，教师不得不给学生施加很重的压力。现实社会是功利化和效率化的，而道德的教养却需要很长时期才能看到它的效果，我们无法及时有效地评价教师，那么我们又怎么去鼓励教师坚持我们的教育信念呢？我们又怎么来实现教师这种教育素质的提高呢？实际上，教师内心是有冲突的，校长也是如此。在乌克兰有什么办法吗？让苏霍姆林斯基这种坚定的教育信念一代一代永远地传扬下去，使得教师这个职业永远葆有这种真正的教育信念做得到吗？

　　卡娅：应当说这个问题是现在最最复杂，最最重要的问题。但我们国家的教师状况跟你们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师主力军是退休人员，起码一半的教师是退休的人，高等学校80%都是老教师。这些教师接受的教育都是苏联时期的教育，即接受的是与苏霍姆林斯基时期差不多时代的道德教育。他们能理解和坚守这样的教育信念。而中年的教师很少，因为教师工资极低。最年轻的那一部分是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所占比例很小，这些教师没有社会阅历和经验，教师只是他一种谋生的职业，所以他除了教课之外没有觉悟去丰富自己和丰富自己的道德，或者去实施道德的教育，并且常常将道德教育与付多少钱联系起来。

　　朱小蔓：这也是市场经济下的共性问题。

　　卡娅：但我认为，尽管教师面对的孩子和面对的社会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而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永恒的道德价值是不能丢弃的，这也是我们传承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必须坚持的。

　　朱小蔓：据我所知，您现在每年都在乌克兰召开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国际研讨会，应该是每年都有许多新的问题被提出，许多新的信息被引入，那么，您对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传承与现代化有什么样的前景预测呢？

　　卡娅：我想，如果年轻的教师在接触到苏霍姆林斯基的东西，能在内心引起一种反响，产生进一步的联想或问题，并能继续去钻研这方面的理论或实践经验，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在年轻教师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所以，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进一步传承要取决于广大教师，取决于热爱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教育工作者。

　　时代的发展使现实社会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严酷和残酷。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说人们会越来越渴望真诚，渴望善良，渴望真实。我认为，也确信这时候人们会越来越需要用苏霍姆林斯基思想去琢磨现实，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追求；同时我们也需要出现越来越多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

　　朱小蔓：这就是说，随着人类的全球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当人们发现所谓的现代文明并不能解决人类自身发展的全部问题的时候，其实人们还是要回到这些思想大师这里来寻求指引。我想，苏霍姆林斯基思想正是这样一盏引导人类走向健康文明的明灯。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肖甦教授为这次对话进行了现场翻译，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音像出版社张杰夫副社长进行了录像并整理了录音初稿，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感谢！)

　　《中国教育报》2005年3月10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