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学，世界著名教育专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专攻课程论、教师学。著有《美国课程改造史》、《教育方法学》、《教学研究入门》、《课程论评》、《教师这一难题——走向反思性实践》、《设计教育改革》等等。最近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他的《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一书，同时他也应邀将于近日访华。

　　正如许多学者和评论家所指出的，21世纪的社会是伴随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进展，信息化和国际化高度发展的知识社会。在这种向高度的知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教育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不言自明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的国家之所以把教育改革作为核心政策加以推进，就是因为21世纪的社会是受教育的质量所支配的。

　　不过，一方面是沸沸扬扬的教育改革舆论和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学校中，学生、教师和家长的混乱和迷惘愈益严重，这也是事实。学校是怎样一种场所？学校里应当教什么？学校给儿童带来快乐了吗？上学的必要性究竟何在？学校有助于社会的民主化吗？——这些朴素的疑问所表达的混乱与迷惘，与其说是一时性的东西，不如说是本源性、历史性的现象。

　　以往支撑学校教育的两股推进力——“民族国家的统整”和“工业社会的建设”，面临新的转换。正如欧洲的统一所表征的，全球化正在突破民族国家的独善性，超越了国境。21世纪的世界将会形成超越国境的、巨型的经济联合体。无论是在本国国内或是世界各国都在实施“规制松绑”和“地方分权化”，国家在教育体制方面的中央集权控制倾向正在减弱，社会经济结构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大工厂的大批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市场为中心的工业社会，正在急速地转型为以信息、知识、文化和服务占据市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这种变化在21世纪将会加速进行。

　　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这种急剧变化，正在从根基上撼动作为现代公共教育而制度化了的学校教育的规范性与正统性。如果说，新时代学校教育的中心目标不再是“民族国家的统整”和“工业社会的建设”，那么，它的目的又在何处寻求呢？所谓“学校”究竟是怎样一种场所？这种场所为何而存在，由谁来承担呢？这些本源性的问题，横亘在一切学校改革的面前。

　　我开始从事教育学的研究，是这些本源性问题开始在日本社会里弥漫的时代。同“日本第一”这一来自海外的高度评价相反，在日本，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感到绝望、对教师感到不可信赖，以逃学、欺凌、暴力事件为象征的学校的危机现象急速扩大的时代。“压缩式成长”(compressed growth)已经度过了“蜜月”(honey moon)，在社会的变化与学校的保守性之间产生了摩擦，这是一个在“压缩式现代化”背后潜藏着的病理一举喷涌的时代。这种混乱与迷惘，至今仍然难以解决。

　　为了解决这种急剧变革时代的混乱与迷惘，我通过如下三种方略展开了教育研究。一是课程改革与教师教育的历史研究以及日美的比较研究。自1977年进入东京大学大学院研究生科读博士课程以来，我收集了3000份从1890年至1940年美国“进步主义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的课程改革实践资料，根据对史料的分析，揭示了美国的课程研究与实践的改革存在诸多的谱系，它的“现代化”绝不是线性的过程，而是多样的教育话语与实践纠葛、冲突的历史。这种研究历经10年的岁月，最终我写成了博士论文，以《美国课程改造研究——单元学习的创造》为题正式出版。

　　二是以学校与课堂为基础的行动研究。学校只能从内部展开改革，学校改革倘若不以课堂改革为中心，就不可能有丰硕的成果。尽管看起来是绕道，然而，每一所学校和每一间教室从内部展开的改革，才是近路。我本着这种认识，自1980年在地方大学的教育学部谋职以来，坚持每周两天，走访学校、观察课堂，与一线教师合作，致力于推进改革。这种“行动研究者”的立场，从15年前转任于东京大学以来，一直没有变化。迄今为止，走访的学校(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特殊学校)已经累计超过1500所，所观察的教学案例超过8500项。

　　教育学者走访学校，通常是去做演讲和咨询，而我恰恰相反。从一线教师的工作中得到学习是我走访的目的；从课堂的事实中得到学习是我观察的目的。借助这种方法并坚持了22年，我的教育研究的思考与阐述，终于能够触及学生和教师直面的现实，无论在实践上、理论上都更臻具体的反思性和熟虑性。

　　幸运的是，这22年的行动研究是同世界性的教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齐头并进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期，以美国为中心的教育学研究从行动科学的量化研究转型为基于认知科学、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志的质性研究，学校改革的研究也从探讨理念、制度、政策的研究，转型为对这些理念、制度与政策在现实的学校与课堂之中所起作用的分析。学校改革的研究也进而从对课程内容的编制与评价的研究，转型为对以课程内容的现实功能为中心的研究，乃至承担课程实施的教师的思考与活动为中心的研究，近年来正在转向整合教学、课程与学习活动，从内部变革学校结构的研究。我的以行动研究为基础的“课程”研究与“教师”研究的步伐，同20年来教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并行不悖。

　　我展开的第三个研究领域，是“课程改革”与“教师教育”的国际比较。从15年前开始，我每年出访美国，坚持学校改革的现场调查，同时，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育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组，展开合作研究。近年来我也尝试在墨西哥、智利、阿根廷、意大利、韩国等国展开现场调查和合作研究。以往的国际比较研究都是比较彼此国家的教育差异，而我却不同，我的目的是研究不同国家共同直面的问题与改革。我们应当同更多国家的人们讨论共同的问题，交流彼此的经验。

　　《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能够拥有中国的新的读者，对我说来真是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包括中国和日本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在教育改革中的许多方面都拥有共同的课题。中国和日本都是借助“压缩式现代化”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与学校的普及的。其特征在于，借助中央集权政策，有效地推进了基础教育的充实；而基础教育的充实使“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得以激活。欧美各国高度评价这些成果，把它视为东亚各国教育与产业的“奇迹”。这几年来，中国城市地区中小学生的学业成就，远远超过了日本，博得了世界的赞赏。

　　不过，这种“压缩式现代化”的“奇迹”，走到了现代化的尽头，同时，使得“东亚型教育危机”的病理愈加严重了：由于过度的紧张所带来的应试竞争的弊端，划一教育所带来的创造性与个性的失落、灌输式教学与死记硬背学习的弊端，乃至逃学儿童的增加和逃避学习等深刻现象。特别是如何应对全球化背景下信息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学校改革成功与否，乃是关系到中日两国的教育与社会未来的一大问题。21世纪的急剧的社会变化，能否给儿童带来幸福的未来，尚是一个未知数。在日本和欧美各国正在发展的现实，是公立学校与家庭的崩溃；是少数人垄断财富和多数人贫困的扩大；是助长竞争和加剧不公平教育。世界和平和民主主义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学校改革直面的重大课题。

　　立足于这个转折点，我们必须重新界定“课程”的概念与功能；重新界定“教师”的角色与责任。无论日本抑或中国，在以往以中央集权的效率性为特征的制度与政策之下，教师自身以学校与课堂为本位去创造、评价、实践课程的经验是贫乏的。课程被理解为教育行政规定的教育内容的“公共框架”；或者被理解为教师在学年之初制定的“教学计划”，缺乏把课程作为师生在学校与课堂里创造的“学习经验”加以理解的传统。不超越这种现实，要描绘学校的未来形象是不可能的。

　　(本文系《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序，有删节)

　　《中国教育报》2004年11月11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