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有关机构发布“医改基本不成功”的结论后，杨耕身先生发表了《反思医改之后期待教改自省》一文（见8月9日《中国青年报》）。随后，汪强先生撰写了《可以说“教改基本不成功”吗？》一文（见8月12日《中国青年报》），廖祖笙先生撰写了《这串数据能否让教育部坦承教改失败？》一文（见8月18日《中华工商时报》）。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教育改革进行评论，得出一致的结论：中国的教育改革不成功。

　　综合来看，三篇文章论证教改不成功的论据有以下一些：一是“一费制”没有真正贯彻落实，农村中小学乱收费屡禁不止。二是贫困大学生的比例较高，贫困生上学难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三是素质教育、减负等政策并没有落实，应试教育仍大行其道。虽然这三篇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但笔者认为这三篇文章的作者仅凭一些片面的教育现象，就断言教改失败是不能成立的。三篇文章描述的现象确实存在，但仅凭这些就断言教改失败，则难免有夸大其辞、危言耸听之嫌。对教育改革的成败作出评价，应当以科学的方法、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方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首先，不能从短期的效果来判断教育改革的成败。任何一项教育改革措施对教育产生的影响都是长远的，而短期之内则未必能充分反映出改革措施的效果，这是由教育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如当前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它的效果到底如何，我们现在很难作出评价，只有当现在接受新课程改革的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甚至是在工作以后，我们才能根据这些学生的表现来判断新课程改革的成败。如果现在就对新课程改革的成败作出定论，则为时过早，不具有说服力。所有的教育改革措施均是如此，我们需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教育改革，切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成败，就对所有的教育改革妄下结论。再如上述三篇文章中提到的素质教育、减负等政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政策在某些方面确实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当我们几十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政策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这些政策对于减轻学生的负担，提高学生的素质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这些政策的效果可能不如预期的那么理想，但它确确实实对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政策的出台，学生的学业负担问题、学生的能力发展问题则可能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重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素质教育、减负等政策在目前没有真正落实，就得出教育改革失败的结论。教育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幻想有任何灵丹妙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根绝病症，而必须假以时日，循序渐进地加以调理，方能有效地推进教育改革。这也就要求对教育改革措施的评价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不能仅凭某些改革措施暂时的受阻，就得出失败的结论。

其次，要认识到教育改革措施没有落实的根源所在。一项教育改革措施的落实往往需要多方面的配套措施，如果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进，那么教育改革的实行必将举步维艰、寸步难行。在这些配套措施中，有些是教育部门内部能够自行解决的，而有些则是教育部门内部无法自行解决，需要其它部门的协作与配合。例如要求学校实施“一费制”的同时，必须采取加大对学校的经费投入等配套措施，这样才能维继学校的正常运转。如果有的地方政府未能按照要求及时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力度，那么“一费制”的实施则必然受阻，由此认为“一费制”的政策是失败的，则难免有混淆视听之嫌。我们必须分析清楚教育改革措施没有落实的原因，再对教育改革措施的成败作出判断，而不能将板子全打在教育改革措施身上。再如贫困生上学难的问题，仅靠教育部门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民政部门为贫困家庭提供补助，社会为贫困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多方合作、同心协力，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生上学难的问题。教育改革措施的落实过程是复杂的，我们必须对一过程有着清晰的认识，弄清教育改革措施未能落实的原因何在，明确责任主体，不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教育部门头上。

再次，判断教育改革成败需要采用综合的标准。教育改革措施所产生的效果往往表现在多个方面，因此，对教育改革措施进行评价也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采用综合的标准，这样才能全面、客观、公正地对教育改革作出评价。如果只站在某一固定的角度，“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则无法对教育改革有整体性的认识，其评价必然带有片面性。从教育改革措施的某些不良效果出发，就得出教育改革失败的结论，显然是没有全面地考虑问题，其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此外，教育改革是由多项措施共同组成，如果仅凭其中某几条改革措施的实施不力，就得出整体教育改革失败的结论，其逻辑推论难以成立。唯有高屋建领、总揽全局，全面地分析问题，才能对教育改革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对教育改革作出评价，需要从综合的、长远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必须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谨慎言之，切不可根据某些片面的现象，姑妄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