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哪怕是最富有的，与任何一个家庭一样，钱总是不会够的。但是，如果认为建几所学校，不如盖一个剧院重要；给教育投入不如搞政府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重要，等等；那么，即便这个国家或地区遍地黄金，它的教育也必然是贫困的。



　　4%的标准比较低，可是我们离你到底还有多遥远

　　理清教育积欠

　　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时，我国制定了相关法律和投入标准，但是，在实际教育投入上，长期以来低迷不前，经济增长与教育投入长期脱节。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世纪末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1996年还一度跌到2.44%，而到1998年12月公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再次强调要按期实现这一标准时，仍然只有2.64%，2002年才占到3.41%，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教育投资包括国家投资及社会和私人投资两部分，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中国社会和私人投资占到总投资的44%，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12%。这些均与科教兴国的国策不相适应。

　　据2004年年底发布的《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教财[2004]45号)显示，2003年我国教育投入总量为6208.27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28%，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分别比2002年下降了0.08个和0.04个百分点，其中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支出的比例比上年略有下降；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能实现预算内教育拨款增幅超过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的要求。

　　4%的比例只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1999年《世界科技发展报告》统计，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5.5%，发达国家在6%以上。1999年美国教育投入占GDP的7.7%，成为世界上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国家，从而为其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OECD国家在1998年该指标也达到了5.8%的平均水平，韩国、加拿大等国家超过了6%，甚至达到7%。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也有4%，1998年巴西、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63%、4.49%、4.27%。尽管2002年中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达到3.41%，但依然较低，即使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也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国的教育财政性支出比例属于国际上最低水平那一类。对此，2003年23期《商务周刊》刊登文章指出：2003年9月，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一位特别调查员托马舍夫斯基到中国考察两周后，异常地批评主人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不如。“政府仅提供学校经费的53%，其余由学生家长承担，这一比例比所有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

　　拖欠教育经费违背教育法，拖欠教师工资要追究责任，可谁为此付出了法律代价

　　维护法律尊严

　　我国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但辍学问题仍然困扰我们。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先生在《中国十年来的教育投入与目前农村的教育危机》一文指出：“导致学生辍学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与经济因素和不断滋长的厌学情绪有关。而这两个原因实质上是‘农村教育贫困’这一个病症的两种表现：教育经费的短缺导致农村学校依然经常要向学生伸手，而在高额的‘杂费’面前，义务教育也就成了家庭困难的农家子女难以享用的奢侈品；教育内容的贫乏和质量的低下——当然也与经费不足有关——满足不了农家子女的兴趣和需求，导致他们厌学。在这种二重意义的贫困的教育环境中，许多农家子女的前程就被默无声息地吞噬了。”教育乱收费与教育投入不足，不具有直接的相关性，但具有间接相关性，它为乱收费者实施非法行为提供了合理借口和连带动力。

　　据2003年9月29日《人民日报》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在2003年9月10日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教师节及纪念《教师法》颁布十周年座谈会”上，他引述的教育部的有关统计显示：“截至2002年7月，全国累计拖欠教师工资距国家规定标准还有127.06亿元，涉及24个省区；其中2002年1-4月新欠14.6亿元，涉及21个省的420多个县级行政区域。”张玉林的文章指出，“列入教育部统计范围之内的拖欠额，只是中央政府‘统一规定的工资项目及标准’，也即通称的‘国标’部分，它大约占教师应领工资的70%左右，属于《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年5月29日)中规定的‘必保’项目(对不能确保的地方要‘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这种拖欠，使《教育法》和新颁布的《教师法》中有关保障教师基本权益的条文形同虚设，也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地方的乡村教师构成了当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

　　义务教育经费落实不佳，拖欠教师工资，从法律角度讲，有的已经违背了法律。据教育部报告：2003年共查处乱收费案件9550多件，对2488名有关责任者进行了责任追究，其中有395名校长被撤职。而拖欠教师工资，也规定对不能确保的地方要“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但是，无论是拖欠教育经费还是拖欠教师工资，至今没有听说有官员为此付出法律代价。

　　法律必须得到信任，才能存在；法律必须首先约束权力，才能得到信任。因此，国家加大教育投入，信守承诺，也是维护法律尊严的起码要求。

　　城市老龄化，生育愿望下降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并留在城市

　　城市面临素质危机

　　现代化建设必然导致城市化的扩大，而我国城市老龄化的出现和加速，更会使城市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力。也就是说，未来20年，必然要面临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进程。但是，目前低技术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未必能持久，而如果再加上如此严重的教育上两极分化，将使未来城市化进程缺乏基础素质的有效支撑，甚至使大城市的整体人口素质倒退。进入城市的大量新劳动力因缺乏必要的教育而无法承担今后生产力水平所需要的工作，反而成为社会负担，城市作为现代化的主体和龙头，如果整体人口基础素质倒退以及代际素质失衡，从而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也将难以为继。有人提出“对外地人进京实行准入制度”，理由之一是这些人素质低，是社会治安的不安定因素。但是，国家如果不从根本上负起国民教育的责任，尤其是对广大农村人口的国民教育待遇，那么单靠制定“准入制度”，既不合宪法，也违背城市化潮流，更无济于事。因此，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就是投资未来。

　　城市是我国现代化的主体和龙头，但城市社会率先并加速进入老龄化，为此，必须通过外来移民即通过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支撑城市的发展。大城市幼儿园和小学入学儿童目前已呈明显的递减趋势，对此作出了有力的印证。然而义务教育的难点在农村，而且教育投入最薄弱和最不到位的地方，也是在农村，这些农村人将来均要进入城市从而填补城市人口下降的真空。为了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必须提高这些未来城市人口的素质。然而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载，以2002年为例：全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

　　说是“穷国办大教育”，没有看到我国多年经济连续高速增长的成绩

　　说没钱依据不足

　　有人议论说：最近几年，我国的GDP的年增长不超过10%，而财政收入却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孔善广先生发表在“博客中国”的“多收了‘五三斗’——财政收入增加5300亿的问题”一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数据，计算得出：“连续十年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基本均大于GDP的增长速度，如国内生产总值由1994年到2003年增加了150%，而财政收入却增加了316%。”又据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1月13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6099亿美元，同比增长51.3%，增幅比上年末提高10.5个百分点；去年全年外汇储备比上年增加2067亿美元。也超过过去一年GDP的增幅，而中国的外债余额2004年只有约2232亿美元。外汇储备近4000亿美元，能否每年从中拿出200亿美元来改革教育，改善教育和发展教育呢？

　　如果不增加教育投入，那么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失去持续发展的后劲，更表明人们的生活质量没有提高。在现代，教育本身成了国民的基本生活方式，成了国民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尽可能好一点，是每个家长的天然责任和义务。让每一个国民的教育尽可能好一点、多一点，也是国家天然的责任和任务，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花费。芬兰当今教育经费占GDP的18%(钟沛璋：“关注中国教育的三个问题”《南方周末》2005年1月6日)，美国也达7.7%。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我们的教育是造就人并为了人的，不应只为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而应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实现人的理想和幸福最大化为根本目的，国家加大教育投入是促进这一根本目标实现的主要保障。(作者单位：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观点链接　教育究竟有何价值

　　一、教育的经济功能

　　美国的普及义务教育之父霍勒斯·曼对此早就论及，但从学科角度则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舒尔茨统计美国经济数据时，发现总有一个很大的增量。他不明白这个增量是怎么来的，就假设是由国民教育来的，并且还计算了各级学校教育的不同经济贡献率，从而认为教育是生产的，投资教育是值得的，并且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尽管舒尔茨没有证明为什么增量是由教育产生的，并且又是由教育的什么功能产生的，但把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工具，一般都已被认可。既然人力资本认为教育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那么，通过税收来为国民教育付费，应该是合理的。

　　二、维护城市秩序

　　美国当年为普及义务教育筹措新的经费来源而提出征学税，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征办学税对个人没有好处。史蒂文斯反驳说：“勤劳、节俭、富裕的农场主交付很重的县税，维持刑事法庭，建监狱，付给县法官和典狱长薪水，这对他个人从来不曾有而且永远不会有什么好处。”言下之意就是县税不如学税重要，不建学校是省不下钱来的，只是变成多建监狱而已。所以，个人不受教育，受害的不仅是他自己，社会也要受其害。现代刑事统计数据也揭示，非知识人口比知识人口的犯罪率要高很多。

　　我国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化国家，但城市毕竟已具有很大规模，并且城市也成了主导。但城市社会的秩序，尤其在大量就业适龄人口无法转变为就业人口的时候，秩序靠谁来维持？单靠扩充警力和监狱，行吗？大量扩充警力和监狱，不是同样要巨量经费吗？

　　三、培养文化和科技产品的巨量消费人口

　　现代社会是一个文化和科技社会，报纸、杂志，书籍都是产业、半产业性的，高科技产品和高智力产品如因特网之类，也层出不穷。这些都需要国民教育来培养其巨量的消费人口，才能支撑其存在和发展。在一个教育不普及、不发达的国家，不可能会产生对文化、体育和科技之类产品的高度消费，不会对各类文化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之类产生强烈的需求。因此，高度发达的教育潜在作用巨大，是社会的长远利益所在。

　　此外，还有增加税额的功能。如知识人口对教育的认同高，相应地其后代接受更高教育的倾向性和比例要高；知识人口因为占据较高收入位置，所以税费贡献要高于非知识人口。

　　对中国这样一个城市化尚未完成并正在不断向现代化推进的国家而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责任和义务更重。当年“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教育经费投入曾长期占国家各项预算的首位。因此，为了推进现代化建设，国家没有任何理由，来模糊或推卸这一点。(山子)

　　百姓认识

　　教育就像种水稻，收割的方式是交各种税收，经过教育后的人产生资本的能力更高，因而收税更多，所以国家是划算的。

　　用于形象工程的、亮化工程的资金可以用于教育。教育是基础，人民的素质提高了，才是最好的形象，国民的素质在国际上的影响才是最大的形象。

　　教育是国家的未来，看今天的教育，就知道国家的明天，这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

　　我觉得与其到头来花很多的精力来解决我国众多人口的大量社会问题，不如从儿童时代就抓起，让每一个中国的孩子接受12年制义务教育。试想，只要过十几年，年青人就可以是全高中毕业，一个年青人最低文化水平是高中毕业的中华民族将是一个多么强大、有后劲的民族，很多社会问题将大为减少。我国今天应该是有这个能力做到这点的。

　　搞搞楼盘，搞搞广场，还搞几个文艺汇演，自己的政绩就出来了，又可以捞取政绩资本了，多快好省！教育嘛，投资太慢了。

　　我是一名教师，学校可以不收费，教师根本也不需要收费，但学校的日常开支，学校规模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下，哪一样可以少一分钱。如果学校的办学条件稍微差一些，你们又要骂娘，政府除了发教师基本工资外，其余统统自筹，试问学校的钱从哪里来。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必须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应该说这个认识是到位的，但并不完整。这种不完整表现在，这种认识虽上升为了国家意志，却没有上升为执政意志，只停留在文件上和法律文本上。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地方更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更热衷于挪用、截留教育经费，等等。(蒋建华整理)

新闻链接　教育部部长周济坦承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为投入不够

　　人民网北京2月20日讯　记者温红彦、罗华、徐辉报道：近日，教育部长周济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表示，中国教育在取得历史性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很多困难和问题，他说，最突出的问题和最突出的困难就是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这构成了现在教育事业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回顾2004年工作，周济表示，他“觉得最难的还是教育的投入不够”。

　　周济部长是在春节前，接受人民网新春专访，回答关于“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教育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显现出来，以至于我们听到了‘教育不能承受之重’这样的说法。周部长，您认为过去一年工作的难点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教育不能承受之重’？”一问时，做上述表示的。

　　他说，中国的教育在过去几年取得了很快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特别突出的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实现两基，中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少年文盲，这对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另外一个重大突破就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六年之中，规模翻了两番，现在的规模是1998年的4倍，而且国家的教育质量还在不断提高。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毛入学率达到19%，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这两个成就都应该说是历史性的跨越。他表示，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实现了这样的跨越，其实是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的。放眼几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教育在这几年中取得的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是中国整个现代化建设历史上的奠基工程，将会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大大提高人才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将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根本性影响。

　　他同时指出，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样一个大的发展，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必然伴随着很多的困难和问题，有些旧的矛盾不断激化，新的问题也不断产生，很多深层次的矛盾也逐渐凸现出来。最突出的问题和最突出的困难就是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这样就构成了现在教育事业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他分析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困难、那样的困难，其实仔细想想，都可以从这个基本矛盾派生出来。由于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这个基本矛盾，不仅现在存在，可能还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长期存在下去。这个基本矛盾就是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期望值很高，但是国家现在能够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又严重不足。

　　周济坦言：“我觉得最难的还是教育的投入不够，要想满足大家的需要，就需要不断增加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但是我们的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我们是已经用一个比较小的投入办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而且是一个质量比较好的教育。”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期望值很高。他表示：“说老实话，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每一个阶段，老百姓对我们的要求都是以现代化的标准来要求我们，但是我们实际上的投入离现代化还是差得很远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困难是很大的。这就派生出来很多很多的矛盾，很多很多的困难。

　　实际上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1000美元，在世界上人均1000美元的国家里很少有国家能够像我们这样做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很少有国家能够像我们这样做到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所以我们实际上是超前发展的，用一种跨越式的发展方式提前把我们的教育发展了一步。这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我们这样超前的发展实际上是为我们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超前发展必然伴随很多深层次的矛盾。所以我们经常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确实觉得挺难的。”

　　周济最后强调：“有的同志说我们是‘教育不能承受之重’，但是我们认为，教育战线的同志们必须承担起这样的历史重任，因为这样的历史重任是祖国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历史重任，是崇高而神圣的历史重任，我们必须把它承担起来。之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里能够用比较小的成本取得了这样一个巨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我相信，我们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还能够继续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能够不断地让我们的教育得到发展。”

　　《中国教育报》2005年3月5日第3版